编者按：成吉思汗崛起后蒙古骑兵开始席卷欧亚大陆股票推手，然而当蒙古人席卷欧亚大陆后却在南宋小小的钓鱼城前吃了败仗，而且这一败把大汗都搭了进去。那么灭金后的宋蒙是如何从“盟友”变成敌军的？蒙军为什么就是奈何不了区区一座山城？南宋的四川山城又是怎样的防御体系？钓鱼城主将王坚是个怎样的武将？他又是如何带领南宋军民如何拼死抵抗的呢？钓鱼城之战又是如何影响历史的呢？（本文汉字的日月，表示农历时间）
1234年（端平元年）正月，宋蒙联军灭金后双方以陈州（今河南淮阳）、蔡州（今河南汝南）为界。此时南宋理宗刚亲政没多久，便想乘灭金之后，蒙军退兵的“真空期”收复“三京”所在的中原地区。
而且南宋边将和朝臣中也有不少赞成者，比如说两淮的赵范、赵葵兄弟及全子才为首的部分边帅都力荐将南宋的边防线从江淮、京湖推进至以黄河、潼关一线。
但反对的也大有人在，可惜最后“收复国土”的夙愿还是让宋理宗决定出兵。于是当年五月，宋理宗任命赵葵为收复“三京”的主帅，以全子才率淮西兵万余人为前锋北上。授赵范为两淮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
六月宋廷便再一次发起了“北伐”。一路上宋军虽然没有遇见蒙军，但同样没有任何收获。因为蒙军主动“让”给宋军的中原基本可以用“无人区”来形容。宋军在整个进军过程中没有得到任何就地补给。
七月初全子才部抵达开封城下。由此在经过107年后宋军终于“收复”了曾经的故都。但全子才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此时宋军的军粮基本耗尽，蒙军更是决了黄河使得宋军处在了“汪洋大海”中。这也使得后续宋军无法将后勤物资运送上去。
然而宋理宗却想当然的认为几代君臣的努力终于成为了“现实”。于是便任命赵范、赵葵和全子才为东京、南京、西京留守。七月二十日赵葵抵达开封与全子才合兵后一起发兵“进攻”洛阳。当宋军抵达洛阳后才发现洛阳居然也是座“空城”。七月末另一部宋军进入应天（今河南商丘）。至此南宋正式“收复”了三都。
但蒙军其实早有准备：早在七月初斡难河畔的忽邻勒台大会上大汗窝阔台汗已经定下了侵宋的战略。此时的蒙军虽然在灭亡金国后主动撤离了中原。但宋廷的那点小心思蒙古人其实很明白：宋军早晚要来“收复失地”。因此早就将大半个中原变成了“无人区”。而且塔察儿、速不台等蒙军名将都留守华北以寻找战机。
于是赵葵派往洛阳的宋军便成了蒙军第一个攻击目标。而且这支多为弩兵的宋军在面对蒙军骑兵时根本没有别的兵种为其结阵，所以被迅速击溃后蒙军便包围了洛阳。如此一来洛阳城中已经断粮守军便成了“瓮中之鳖”的同时宋蒙战争也拉开了序幕。
八月一日，宋军统帅徐敏子开始向东突围，企图与开封守军会合。于是宋军利用弓弩缓慢推进。蒙军在发起试探性进攻后付出了几百人的伤亡，此后便不再进攻而是挡住了宋军东向的道路。因为蒙军将领也明白宋军既然已经断粮就没有必要与宋军弓弩死磕。
面对如此困局徐敏子只得改向南往襄阳方向突围。而这一次蒙军发动了尾击。宋军在被蒙军追击数百里后大部分阵亡。而虎头蛇尾的“端平入洛”也就此收场。
而关于“端平入洛”其实孟珙等南宋名将是反对的。而且这也给了蒙古人借口：宋廷违约。但事实上既然蒙军早就做好了灭宋的战略，那么违不违约也就不重要了。
反过来如果从战略角度来考虑宋军的这最后一次“北伐”其实也是将防线往北推进了。虽然从增加战略纵深这一点来讲的确没有错。但是无论是包括宋理宗在内的宋廷高层，还是前线的将领都没有想到偌大的中原经过蒙军的破坏后居然会变成“无人区”而毫无任何补给点。而且中原地带多为平原宋军弓弩再厉害也无法弥补蒙军机动性的优势。因此宋军的战败看上去是由断粮引起，但事实上在开战前已经处处被动。
而接下去宋军要面对的便是长达数十年的宋蒙战争了。
1235年由窝阔台汗发起了第一次大规模攻宋战役。蒙军兵分三路：窝阔台汗次子阔端王子率西路军攻川陕，第三子阔出率中路军攻京湖。成吉思汗之侄宗王口温不花率东路军攻江淮。
然而蒙军的这次攻宋中路与东路都是大败而归：
中路军在围攻坚城襄阳从当年十月至次年三月才破城。但随后的宋军在孟珙的指挥下又重新夺回了襄阳。东路军则在宋廷重兵防守的江淮区根本找不到突破点。在真州（今江苏仪征）城下吃了败仗后只得仓皇北撤。
但宋蒙两军在四川的战局打得非常惨烈。
南下的蒙军在阳平关（今陕西宁强）遭遇了北宋开国名将曹彬的后人曹友闻。双方激战后蒙军大败。蒙军只得退回休整直到次年才重新发动攻势。本来曹友闻已经设伏，没想到天降大雨使得宋军大部分军械无法使用。蒙军在发现宋军后曹友闻牵来自己的战马杀死，以示必死的决心，宋军在与数倍于己的蒙军激战后全部战死。
而曹友闻战死后阔端部兵分两路：一路蒙军主力攻打成都。另一路偏师沿当年邓艾灭蜀的进兵路线沿阴平小道攻入阶州（今甘肃武都），但在文州（今甘肃文县）遭到了宋军的顽强抵抗达75天后只得放弃攻城转而与主力汇合。但在宋廷将孟珙调入四川后西路蒙军主力也被宋军击溃只得撤离，然而蒙军在撤离时在成都展开了大规模屠城。
1239年阔端再次侵攻四川。并在攻破成都后再次展开屠杀。虽然此路蒙军又被孟珙击溃，但经过几次拉锯后四川人口大减，成为了自宋蒙开战以来遭到蒙军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尤其是成都已经无法再成为宋朝西部政治、文化、军事中心。
要知道四川从唐代后期开始就是重要财赋来源地，现在反而要宋廷调动京湖、两淮的资源去接济西川。因为四川如果有失，那么将严重威胁到长江中下游（包括临安）的安全。于是宋廷只得任命彭大雅为四川制置使的同时将办公地移至重庆府。（彭大雅曾在宋蒙灭金时作为外交人员出使蒙古并留下了珍贵史料《黑鞑事略》）
彭大雅到任后首要工作便是重新修筑重庆的城墙。同时还派部将甘闰修筑了嘉陵江上游50公里处的合州（今重庆合川）。而甘闰到合州城后发现该城地势平坦并不利守，但城东5公里处有一座海拔390米的钓鱼山地处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流处，而且山体陡峭，易守难攻。于是甘闰便开始在此修筑山城。
到了1242年御史洪天赐举荐原淮东制置副使余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到任之后余玠重用了冉氏兄弟：冉琎、冉璞。此二人在彭大雅的基础上再一次修筑了钓鱼城。此期间不仅加强了钓鱼城的城防工事，还配置了交叉火力点。
外城墙的选址则是大都建在绝壁上。而且城墙的厚度也大为增加到了约为1.5米。使用纯石砌造。后来钓鱼城主将王坚、张珏又分别修筑了第二道、第三道，形成了厚度近5米的超级石墙。这样一来抵御弓箭自然不在话下，就算是后来蒙军的专恃炮（一种高级投石机）也无法彻底轰塌这样的城墙。
除了外城墙，钓鱼城还设有内城墙，而在内城里的宋军大营附近还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马道通向外城墙。如此一来如果外墙成告急，那么内部援军可以顺马道迅速调动：在城内任何地方，军队和守城物资都可以直上外城墙的城头。
而钓鱼山的山形和钓鱼城的城防在《钓鱼城记》的原文里有过详细的记载：股票推手
“山在州治之东北,渡江十里至其下。其山高千仞、峰峦岌岌、耸然可观。其东南北三面据江，皆峭壁悬崖。陡然阻绝。修城之后凿山通路，路曲次之方可登临。其西南稍低于此筑城高二十仞。
城之门有八：曰护国、青华、镇西、东新、出奇、奇胜、小东、始关…………此山三面据岩、渠、嘉陵二江自西北而来，冲于山之西流至合州城下则与涪江会同。皆浩浩荡荡环绕山足而东下”。
另外冉氏兄弟还依托城内的大天池、泉水和森林开垦出了土地，由此一个自给自足的多功能防御型山城便诞生了。
而在修筑钓鱼城的同时，余玠还在四川境内修筑了83处类似的山城，其中以钓鱼城为代表的大型山城16处。扼守三江上的有8处。也被称为“川中八柱”。但随之而来问题便是放弃千百年来农耕文明平时以居城而生、战时则据城而守的生态属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其实这是因为四川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大多时间内为中原王朝的大后方。但自从宋蒙战争开始后四川就成为了前线。此后就算成都这种城防坚固的大城市都防御不了蒙古人的进攻，何况川西地区多为平原非常适合蒙古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而此时的南宋要面对的却是天下大势已去十之八九，蒙古却能集结欧亚大陆取之不尽的战争资源的局面。但好在川东不仅多山地，而且水资源也丰富，余玠所能做的便是尽量保住生活在南宋土地上的汉人，因此才出现了放弃平原居城，入驻大山深谷、以山为垒、以垒克骑的局面。
也正是得益于此，余玠在四川的数年间与入侵的蒙军大小36战，战战皆捷。
南宋初岳飞以“岳家军”驻襄阳、鄂州（今湖北武汉）等地，北伐时立下了赫赫战功。岳飞冤死后最精锐“岳家军”旧部被归入鄂州都统制司归属京湖战区。之后孟宗政、孟珙父子也相继出自于这支军队。因此了南宋末的“孟家军”完全可以用“岳家军”的后人来形容。
1219年（宋宁宗嘉定十二年），金国完颜讹可率军南侵孟珙的父亲孟宗政击退金军后招募唐、邓、蔡三州新兵两万余名号“忠顺军”，这其中就有作为新兵的王坚。所以王坚的军事生涯从一开始就是出自南宋末年的军旅名门“孟家军”。
到了“端平入洛”之后孟珙坐镇京湖制置司，负责中部战区。
此后的1240年（宋理宗嘉熙四年），孟珙发现蒙军步骑在襄阳周边大量集结，并在汉江上游的丹江建造船坞，便判断蒙军是在等水师战船建造完毕后发起一场水陆并进的会战。于是孟珙向蒙军率先发起了攻击，蒙军步骑只得在没有水师的情况下单独迎战。与此同时孟珙派出了刘整、王坚各率一支偏师迂回至敌后。
此战中王坚部潜行至顺阳（河南省淅川县）后发起突袭将蒙军的船坞烧毁后与刘整一起夹攻蔡州。战后由于其军事才能出众便被孟琪派去四川以支援余玠入川。
余玠派个王坚的第一个任务是收复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此地位于川陕交界处。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而其盆地的地形却是利攻不利守。早年金军从陕西突入后很容易遭到宋军从蜀地的反攻。兴元府便如此在宋金之间反复易手。等到宋蒙开战后也是如此。
而余玠此次出兵堪称宋蒙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宋军对蒙军最大规模的一次反击。同时也是南宋在四川战场的第一次反击。但随着宋蒙双方在川北攻守的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宋军，余玠只得放弃此地后便以王坚知合州，负责重庆府北边的防御。
虽然从战果来看余玠未能收复兴元府，但也扭转了四川宋军长期被动的局面。这对日后激励四川乃至全体南宋军民的抗蒙意志其影响都是巨大的。
而王坚统领的军队也是宋军中的早年吴氏兄弟统领的川北精兵：兴元府都统司的兴戎军。
兴戎军其实是由吴玠部的三个都统司改编而来，分别设在兴州（今陕西略阳）、兴元府（今陕西汉中）、金州（今陕西安康）。这三个都统司主要是继承了北宋陕西军的泾原路、秦凤路。
由此王坚便开始了一段新的军事生涯。
1258年（宝祐六年）继位7年的蒙古大汗蒙哥（成吉思汗孙）率军从哈拉和林城出发发起了南下灭宋的战役。
蒙军先是赶到六盘山纪念成吉思汗，然后兵分两路：蒙哥亲率西路军由陕西攻宋，忽必烈率东路军从长江中游的湖北南下。然后两军在鄂州汇合后再东向攻取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
此时的孟珙、余玠已经相继过世。由此钓鱼城里的宋军主帅王坚扛起了抗蒙的大旗。
而蒙哥这一路从大散关沿嘉陵江南下后，总兵力达到4万号10万，分3路进入四川：蒙哥汗亲率主力由陇州（今陕西陇县）入大散关攻剑门关，宗王莫哥、都元帅带答儿由洋州（今陕西西乡县）入米仓关，万户孛里义由鱼关入沔州（今陕西略阳）。
但是面对蒙军的进攻剑门关还是支撑了很久。
尤其是剑门关关隘：苦竹隘。这里一直抵抗到粮尽，主将杨立阵亡才被攻破。另一关城：鹅顶堡则是守军全部战死后主将自杀殉国才攻破。
但之后大获城、运山城、青居城、大良城等守将皆降蒙军。宋廷在川西、川北的疆土就这么被蒙军轻易的占领。此时不仅大量的军需物资被蒙军缴获，蒙军的士气也一路高涨。
只不过蒙军依然有一个“眼中钉”必须拔出：嘉陵江上的南宋水军。而南宋水军的码头正好在钓鱼城下股票推手。从这里走嘉陵江水路只需半日便可进入长江。
为此蒙哥还是先派了使者准备劝降钓鱼城守将王坚。但不仅遭到了王坚的拒绝还将来使杀了之后扔下了城墙，这也意味着双方只有打了。
由此蒙哥作出了部署：派莫哥部攻渠州礼义山城（今渠县东北）和秃鲁雄攻巴州平梁山城（今巴中县西）以切断钓鱼城与渠江两岸诸城的联系，另派降将杨大渊攻合州旧城以切断钓鱼城与合州旧城的联系。
1259年（开庆元年）二月蒙哥将自己大大帐设在了钓鱼山对岸的石子山宝钟寺。并命汉将史天泽布阵在城南嘉陵江对岸的东山以封锁钓鱼山下的南宋水军。另一蒙古大将汪德臣则布阵在钓鱼城西面准备强攻。其它军队则在城东、北两个方向集结。并派数千游骑沿城体游弋
而对蒙哥来说首要的攻击目标无疑就是宋军的水军码头。因为占领码头不仅能切断钓鱼城与周边的联系，更能长久的得到南宋的水军战船。只不过这里的码头不仅城防坚固，在左右两侧的陡坡上还建有“一字城”的通道以连接主城墙。
二月三日蒙军开始攻城。蒙哥麾下的第一猛将汪德臣部和史天泽部蒙军首先向水军码头发起了水陆夹攻。战斗中多艘宋军战船被击沉，同时蒙哥还从东西两个侧翼向“一字城”发起了攻击。另外两员大将刘元振攻东面的东新门，纽璘攻打北面的储奇门。但码头还是在宋军的坚持下守住了这一天的攻势。
然而之后的蒙军继续对码头发起不断的攻击，宋军在苦战四日后码头被蒙军攻下。这也使得以后的宋军不再具有水师一起协防的能力。
一天之后的二月九日蒙军的第二波攻击开始。在这天的战斗中镇西门的激战尤为惨烈。只不过蒙军的这一波攻击持续了20多天直至三月初不仅汪德臣部没有攻破镇西门。就连其余的攻城蒙军也没有突破各自攻打的城门。
实际上蒙军的攻城武器在当时可谓是非常先进，所以才能攻破襄阳、成都，甚至是巴格达、撒马尔罕、玉龙杰赤、大马士革等城市。不过蒙军大多数的攻城武器只能在平原上大的城市施展。因为越是大型攻城器械越是要有足够的空间来摆放。但是当面对钓鱼城这种地势险要的山城，蒙军的攻城“黑科技”根本无法施展。
甚至面对镇西门的悬崖峭壁难以攀登，蒙军的攻城时只能使用云梯这种“初级”攻城武器。结果自然是无法接近城门。在这种利守不利攻的条件下蒙军中领军攻城的汪德臣部依然冒着守城宋军的箭矢、礌石死战不退。
此后双方开始僵持。然而远在西征路上的拔都居然从高加索派了一支罗斯军队赶来增援，领兵的则是汉将董文蔚。
按照常理来说这支“千里奔袭”援军部队其实很想在大汗面前“露一手”，可惜的是当蒙哥命董文蔚攻打东新门的时候还是没能攻上去。
到了四月三日开始天降暴雨，而且一下就是20天。雨停后的四月二十二日蒙军改强攻为偷袭：汪德臣率部想要夜袭护国门，好在王坚得知后立刻从内城调来了50名“敢死队”利用城内的暗道绕道汪德臣背后发起攻击才将其击退。
此后随着夏天的即将到来，王坚的反击也开始了。
五月十日夜，王坚率了一支“突击队”潜出城对蒙哥的大帐所在的石子山发起了突袭。虽然这次“暗杀”在蒙军的援兵赶到之后没有成功。但蒙哥和王坚应该算是有过一次面对面的击杀对方的机会了。
进入六月王坚期盼已久的援军终于出现在了嘉陵江上。领兵的正是宋军中的悍将吕文德。
其实宋廷对川东战局很不满意，因为钓鱼城之战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原四川制置使蒲择之在泸州（今四川泸州）江面上与蒙古水师展开会战，结果宋军水师大败。此后蒙军虽然没有攻下泸州，但其水师战船已经可以在泸州江面上大摇大摆的开往了重庆府了。
而当重庆府被围后蒙军水师又兵分两路：一路沿嘉陵江北上封锁约鱼城江面，一路沿长江东下，至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在江面上制造浮桥以阻宋军援军。
于是宋廷便将蒲择之革职，新到任四川宣抚使则是贾似道。
而贾似道在接令后只得前往峡州（今湖北宜昌）督战。并严令悍将吕文德打通长江水道以支援钓鱼城。但吕文德认为蒙军水师此时已经占领了长江上游如果逆江而上发起强攻宋军水师的胜算并不大，于是决定同样以水陆夹攻的战术来夺回长江水道控制权。
为此吕文德先命水师统领向士璧逆长江而上，自己亲率陆师在大巴山脉中快速行军后攻克川东重镇达州（今四川达州）。本来史天泽统领的蒙军水师已经铺满了江面就等着吕文德的到来。没想到吕文德居然绕道蒙军江防的背后发起了攻击。
在蒙军的江防部队被宋军击溃后吕文德才与向士璧的水军会合，并向蒙军水师发起了水陆夹攻。在将占领了长江上游的蒙军水师击溃后宋军算是成功救援了重庆府。
只不过吕文德的救援钓鱼城的任务这才算进行到一半。等到他在重庆府集结完物资准备逆江而上的时候，史天泽已经在长江两岸设下伏兵，而这些伏兵所携带的都是专恃炮、大型弩车等大量远程武器。
再加上后续的蒙军水师都是顺流而下，吕文德在水战中虽然身先士卒但在宋军大量战船被击沉后只得无功而返回了重庆府。
但不管怎么说这次救援对于钓鱼城军民还是起到了很大的鼓舞。尤其是当王坚注意到码头附近的蒙军水师大量减少后便又夺回了码头并趁机派出小船在江面上打捞了大量水产物资运送回城，再加上附近的军民也自发的送来了物资，这也更坚定了钓鱼城守军继续坚守的决心。
六月五日夜汪德臣部蒙军改变了偷袭地点：钓鱼城西北处的马鞍山。因为此处不仅是内、外城墙的连接点。更靠近城中的水源地：大天池。王坚率兵赶到也未能阻止蒙军的突破。
但令宋军庆幸的是当夜又下起了大雨导致后续的蒙军无法爬上城墙，但钓鱼城的制高点被蒙军攻破后汪德臣部甚至还攻占了外城墙。此后内城墙便成了宋军坚守的最后一道屏障。
而蒙军为了进一步攻打内城便架设了望楼以窥探宋军在内城的布防。当蒙军发现城中最大的水源地就在马鞍山山脚下的内城城墙内不远处后蒙哥便决定将主要攻城力量在此集结并派汪德臣前去做最后一次招降。
其实按照蒙古人的思维，仗打到这个份上钓鱼城破城应该只是时间的问题。可王坚并不这么认为：直接用落石砸中了汪德臣，随后在大天池里捞了大鱼再把城中的干粮一起扔了出去。以此告诉蒙军：再过10年也别想攻破钓鱼城。而汪德臣则在六月二十一日伤重而亡。此后代替汪德臣部攻镇西门则是史天泽。
对此蒙哥只得做为攻城的最后准备，因为此时军中瘟疫横行，如果蒙军在盛夏来临之前再攻不破钓鱼城就只能撤兵了。
而当最后的攻城战开始后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蒙哥亲自在望楼下擂鼓督战。宋军则在城中百姓也参加的情况下死守着内城墙并用抛石机击打望楼，而且还正好一炮命中蒙哥。此后身受重伤的蒙哥不久便死于军中。（其实蒙哥的死因也有说死于瘟疫，但不管什么死因都离不开一个事实：死在钓鱼城下）
由此蒙军只得陆续撤退。
那么蒙军绕过钓鱼城可以吗？这其实也行不通，因为前文提到钓鱼山下的嘉陵江是三江汇流。蒙军绕过这里等于是放弃了机动优势。而且军事上的行不通还是次要的。从政治上来说，蒙古的制度从成吉思汗到蒙哥还停留在类似中原王朝早期的“分封制”时代，部落的军队以及战争资源大汗是无权调动的。各部落主只有在有利益才会听命于大汗。
而大汗之所以是大汗，并非是出于继承制，而是“推举”制。被推举的必须是“贤”能。但“贤”的标准是攻占土地的多少，因此蒙哥能继承大汗位完全是因为自己在西征时所表现出的英勇善战。
但此时的拔都、旭烈兀从中亚一路横扫至东欧都已经各自建立了汗国，甚至留守漠北的阿里不哥都已经有了反叛的迹象（后为忽必烈平定）蒙哥如果连一座小小的钓鱼城都拿不下，那么他大汗的地位将会受到严重的挑战。
这才是蒙哥执意攻打钓鱼城的用意：比起大汗的地位，死多少士兵都是可以接受的。反观宋军之所以能守住钓鱼城并非是只依靠兴戎司精兵操作的火炮、地雷、弩车等守城武器，因为这些武器只能保证对蒙军攻城兵的杀伤，长期固收的关键还是在于余玠打造的山城防御体系以及宋地百姓的支持：战之胜乃民亦胜，守之存乃民亦存。
而从战略上来讲在窝阔台时期蒙军曾经“闪电战”的方式在长江中上游到处劫掠。这也是由于当时蒙古刚刚取代金朝对管理北方汉地的，该如何管理汉人、女真人、契丹人对于蒙古高层其实没有先例可寻。
在这样的前提下要蒙军把军力同时在四川、京胡、江淮3个战场上投放那就更没有经验了。
此后就算到了蒙哥时代的蒙军其实还是不具备攻灭南宋的实力。尤其是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后南宋除了在四川战场遭受重大损失外，在京湖和两淮战场的损失都不大。所以在蒙哥的这次企图灭宋的战争里，南宋在京湖和两淮战场都成功防御了蒙军的攻击后甚至还能对四川战场提供支援来分散蒙军的攻击。
蒙哥在钓鱼城下的身亡所造成的影响应如以下几点。
其一：宣告了蒙军南侵的失败，使南宋的国诈得以延长。
其二：忽必烈的崛起。这点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因为忽必烈是极力推行汉化的。而身边的谋臣武将也多为汉人。比如说建立大都的建造设计师刘秉忠（郭守敬师父）、理学大师姚枢、平章政事赵璧以及后来崖山海战的元军主帅张弘范都为汉人。钓鱼城最终投降而没被屠城其实也是忽必烈下的命令。
其三：蒙军的第三次西征停了下来。当时旭烈兀率领的西征蒙军先后攻陷报达（今拉克巴格达）、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阿拔斯朝），苦国（叙利亚）。国王弃大马士革逃往密昔儿（埃及），正当旭烈兀准备向密昔儿进军时传来了蒙哥死讯便只得留下怯的不花率一支偏师继续攻掠西亚，自己率主力东归争夺汗位。
结果怯的不花的偏师被密昔儿军队击溃，蒙军原占领的西亚各城被当地军队收复。由此蒙古对欧、非两大州的扩张也开始逐渐停止。
也正因为钓鱼城之战彻底改写了欧、亚、非的中世纪历史，因此被欧洲人称为“上帝折鞭之处”。
至于南宋方面在钓鱼城之战后王坚被加封为宁远军节度使、统制兼知合州，清水县开国伯。但令人没想到的是战后王坚居然被调往了临安。此后的王坚便再也没有回到过钓鱼城。最终于1264年（景定五年）忧郁而终。死讯传到钓鱼城后，当地军民为其立庙祭祀。到了1275年王坚其子王安节在常州一代与蒙军激战被俘后拒降被杀。
而王坚被调离钓鱼城后，其副将张珏奉命继续守卫钓鱼城。1263年（景定四年）十月张珏升为兴元府诸军都统制兼利州东路安抚使、合州知州。
1266年（咸淳二年）十一月，张珏收复渠州（今四川渠县）次年四月，蒙古军又进攻合州，张珏面对数量庞大的蒙军水师将宋军战船“锁”在一起形成“舟城”以此挫败了蒙军水师。
1272年（咸淳八年）四月，张珏又将钓鱼城扩建，次年蒙军再次进攻钓鱼城，张珏布下疑兵再派水师接送陆军偷渡滩头后再次击溃蒙军。
1275年（德祐元年）五月，张珏升任四川制置副使、重庆知府。宋廷命他带兵前来临安勤王。但是当时包括重庆在内的四川大部分地区都被蒙军封锁，而蒙军又在攻打重庆，张珏只得留在四川抗蒙，为此1276年张珏派偏师突袭蒙军的川东军事据点青居城（今四川南充），逼迫蒙军回救。再派水师从水路救援重庆。但蒙军不久就兵临临安。
1276年（景炎元年）五月，宋廷已经“搬迁”至福州。但张珏还是在六月收复川东重镇泸州。十二月张珏继续收复涪州（今重庆涪陵），再加上文天祥率义军攻入江西，反元形势逐渐有了转机。
但在年底重新集结兵力的蒙军再次大举进攻四川。1277年（景炎二年）先后重新攻占涪、泸等州县后再次围攻重庆，张珏一直坚守到次年正月后宋军中出了叛徒。在城门被从里面打开后张珏率余部巷战被俘后自杀殉国。
到了1279年正月钓鱼城已经成了为数不多的抗蒙据点。此时的守将是28岁的王立。最终在得到忽必烈亲承不屠城之后钓鱼城开城投降。二月宋军仅剩的军队在崖山（今广东江门）全军覆没。陆秀夫和小皇帝在拜谢上天三百二十年来对大宋的恩德后一起跳海殉国。至此南宋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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